（原标题：【首席观察】当“秒级汇款”成为现实，跨境支付的裂变时刻）
当房女士掏出手机，仅用数秒便将1万元人民币从深圳实时汇至在香港求学的女儿账户时，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站在一间支付网络重构的“前沿实验室”里。
“过去要换港币，还得等半天。”房女士回忆起昔日跨境汇款的烦琐。2025年6月22日，“跨境支付通”正式上线当天，她只需手机号和姓名，就能通过招商银行App（移动应用程序）向香港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FPS）账户实时汇款人民币。作为首批用户之一，她的体验，正是深港数字支付互联落地的真实写照。
这项尚未直接嵌入数字人民币钱包的服务，其清算逻辑与技术接口，已被视作数字人民币（e-CNY）未来国际化落地的“前置跑道”。
同一周，来自非洲、中亚、阿联酋、新加坡的6家外资银行宣布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这一动向不仅意味着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拓展，也为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互通奠定了技术基础。
香港在数字金融上按下了“加速键”。2025年6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香港数字资产发展政策宣言2.0》（下称《宣言2.0》）。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数字资产是金融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将赋能更高效、低成本的金融交易，让金融服务更加普惠、包容。
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伟指出，《宣言2.0》转向技术标准与监管体系的全面构建。文件将术语从“虚拟资产”更替为“数字资产”，提出了新的发展框架，标志着香港的数字金融政策进入由探索向落地的“施工图”阶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许正宇表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通联性，使其在推动传统金融迈入数字资产时代方面拥有天然的先发优势。《宣言2.0》框架有望打造出一个可信、可持续、可拓展的数字资产生态。
正如王伟所言：“香港的实践将不仅是技术试验场，更是数字人民币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如何与全球数字资产生态共存、竞争乃至融合的‘压力测试’。”
场景实践
当数字人民币持续推进场景应用时，上海地铁悄然完成了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升级。自6月28日起，乘客可在上海轨道交通全线网使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以及银联、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等银行卡，刷卡进站。
据上海轨道交通路网调度指挥中心副总经理艾文伟介绍，目前全线网所有车站设备均支持拍卡过闸，这一新方式为国内外游客，尤其是境外旅客，提供了更便捷、顺畅的支付体验。
“过去买票需要排队、换币，现在手机都不用掏，银行卡碰一下就进站了。”一位外籍旅客在豫园站感叹。此次改造的闸机不仅支持NFC（近场通信）识别，还兼容国际银行卡与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并允许免密小额支付——在不更换终端硬件的前提下，实现了多币种、多网络、多身份的并轨接入。
尤其对于入境旅客，这项创新等同于一套无需开户、无需换汇、无需注册App的“公共货币入口”。这种“轻体验、快支付”的应用场景，为数字人民币未来国际化路径提供了参考。
过去3年，中国围绕数字人民币已在国内26个省市展开试点，覆盖街头小摊、公交系统、财政补贴乃至供应链金融等场景。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中国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末，数字人民币App累计开立个人钱包1.8亿个，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
相较于传统账户清算路径，数字人民币具备“可编程”“可控匿名”等新特性。然而，其跨境功能目前仍处于早期试点阶段，主要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平台或“先兑换、后支付”模型实现，尚未达到“钱包对钱包”的全球流通能力。
实质性一步
但围绕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已先行一步。
根据中国央行的定义，跨境支付通是指通过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连接，在遵从两地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两地居民提供实时跨境支付服务。
“跨境支付通”的上线，形成了人民币与港币的小额、高频双向结算通道。据央行福建省分行数据，截至6月26日，福建省通过“跨境支付通”完成交易2506笔，金额834.25万元。其中，南向交易（内地汇至香港）1910笔，金额742.03万元，主要用于旅游、留学等日常消费；北向交易596笔，金额92.22万元。
在深圳，首批体验“跨境支付通”的居民称其“比微信转账还方便”：仅需手机号与姓名即可实时完成汇款，省去了传统汇款的购汇、等待等流程。在福州，李先生为在港求学的儿子汇款时使用该通道，称“到账快、可多次操作，孩子急用钱也不用担心。”
中国银行支付清算部总经理范耀胜表示，客户只需升级手机银行App，即可通过该功能实现人民币汇出，无需填写复杂账户信息。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则指出，该机制支持人民币与港币的即时兑换清算，为区域内居民与企业资金往来提供了“刚需级便利”。
一句话概括：从“换汇等待”到“秒级到账”，“跨境支付通”正让数字金融从便利日常生活切入，走出宏大叙事的技术世界，走进真实可感的民生体验。
与传统跨境汇款路径相比，跨境支付通大幅压缩了汇款链路和中介成本，降低了交易手续费，减少了处理时间，显著提升了汇款效率和用户体验。
尽管“跨境支付通”并未直接嵌入数字人民币钱包，但其底层结构——包括身份认证机制、数据标准与监管协同路径，实际上为数字人民币未来的跨境支付预设了“制度跑道”。
按照中国央行定义，数字人民币是中国央行提供的数字形式的央行货币凭证和相关支付体系，由合格的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具有账户和价值模式，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融合互通，支持可控匿名，具有法偿性。
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和价值模式”“可控匿名”“可编程性”等三大特点。例如，在账户模式下，数字人民币可与传统银行账户体系融合互通，可以通过输入对方的手机号、钱包号进行交易；在价值模式下，可通过币串形式进行价值交换，既可在区块链上提供支付服务，也可在“无网”“无电”等离线极端场景下使用。数字人民币还可通过加载不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
在对接境外金融网络的过程中，“跨境支付通”同时落实反洗钱、反恐融资等合规要求，参与银行需建立风控模型，加强可疑交易监测，并与监管机构共享关键数据。这一合规底座，为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构建了可信的合规模板。
从系统层面来看，“跨境支付通”的上线，不只是一次试验，而是一个标准化、可复制的机制启动。
数字人民币的“出海”
如果数字经济的未来已来，那么，构建与之匹配的数字货币体系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2024年11月，中国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基本建成与数字经济高度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李波指出，全球稳定币监管的共识仍在形成阶段。核心争议在于：一是其属性——究竟是货币还是金融资产？二是其地位——若视为货币，它应纳入M0（流通中现金）、M1（狭义货币）还是M2（广义货币）的哪一层级？这将决定其监管逻辑与法律适用范围。
路径未明之际，如何落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理事长曹彤曾明确指出，数字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杠杆，应借此窗口期推动“制度先行”的全球化路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稳定币”这一新提法。曹彤认为，其本质是“与离岸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适用于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全球中小额贸易中的适用性与便利度。但这也面临着监管空白、市场信任与技术标准不一等挑战。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联席董事长认为，当前美元主导的稳定币体系，已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层面构建起清算优势。如果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的效率与成本方面无法明显优于美元稳定币，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将面临实质性挑战。
著有《区块链数字货币合规指南》一书的王伟直言，USDT——这一由市场驱动、去中心化但效率极高的美元稳定币，早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灰色跨境支付与中小企业贸易中取得先发优势。
他指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主权货币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货币之间的较量——前者强调合规、可控与国家信用背书，后者则凭借网络效应、便捷流通与广泛覆盖成为事实标准。
香港则成为这场博弈的“压力测试场”。在王伟看来，《宣言2.0》标志着香港不再只是全球资本的中转站，更意在构建“数字资产融入实体经济”的制度化金融中心。开放的监管框架，加上与内地金融体系的高兼容度，为数字人民币与全球数字资产生态建立桥梁提供了“制度沃土”。
渣打银行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数字人民币若在跨境场景中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的全球支付创新方案（gpi）、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形成协同，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的结算便利性和透明度。不过，香港作为“数字沙盒”的角色是关键桥梁，而非目标终点。
或许，数字人民币的“出海”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非一场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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